在了，改改又天生就是个不操心的人，杏花又那么单纯，梨花眼瞅着身子就笨起来了。郭解放万一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咋办？年轻人冲动起来，啥事干不出来？郭安屯年轻的时候惹的事情还少么？有其父就必有其子，这话不一定就对，但不能不防。万一出点事情咋对的起根才伙计？万一出点事情，一圈子亲戚脸上都没有光彩。既然自己察觉出来了，也想到了，那就应该说出来，免得后悔。李丁民拙拙呐呐地不好开口，就问：“俊强今年多大了？”
牛三娃也是世面上的一个人物，他已经从李丁民的言谈话语和脸上的表情里听出看出一些问题，内心里隐隐地也有了提防，就说：“俊强是五一年生的，比杏花大一岁，算是十八九咧。咋？丁民有啥事你就直说。”
李丁民把眯缝的细眼睁开，就把话往明里说，都是亲戚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来了就是说这事情的，不是让三娃猜谜的。他就说：“杏花是个好娃，人样儿在三姊妹里是挑头的，性格也好。我是说你还是紧着把杏花和俊强的婚事办了，岁数不够，虚报两岁，旧社会都还不是十六七就结婚呀。你和公社里的人又都熟，跑跑说说，把事情办了，就都放心了。”
牛三娃的心提悬起来了，他不说话，只是拿眼逼问李丁民。李丁民知道他要逼问的是啥，吐一口烟，说：“也没啥，早办早了。”
“丁民，你把话说完。”牛三娃沉不住气了，他想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李丁民这才把憋在肚子的实话都吐出来：“解放这孩子不是个安生人，原来根才在，能压得住阵，现在根才不在了，改改又是一个天生不操心的人。俗话说：‘能在姑夫腿上坐，不在姐夫脸前过’。我是怕时间长了出个啥事情，现在还没啥，我是给你提个醒。”
牛三娃悬着心开始琢磨起这事该咋办，他粗略地想了想，脸上颇有几分为难地说：“托人想点办法倒是能从公社把结婚证开出来，可是根才刚下世几天，七数才过完就说这事恐怕不妥当吧。”三娃有这样的顾虑也是正常的，中条山上还有个讲究：老人的周年忌日没过，儿女们是不许谈婚论嫁的，旧社会还守孝三年哩。李丁民抽吸着旱烟不再说话，牛三娃再想想似乎有了主意，脸上愁云少了许多，他把嘴里的旱烟杆摘下来，说：“倒是还有个办法，前几天去公社开会，听韩主任说公社想找一个电话员。让杏花去公社当电话员，不就是把问题解决了。”
“对呀，这可是个万全之策。”李丁民也来了兴趣。“哎呀，也不知道后来公社是咋定的，当时我没有在意，没有想起咱的杏花。杏花当电话员最合适不过了，杏花人样儿长的好，公社领导肯定能相中。明天我就到公社去问问这事。丁民伙计，杏花的事，你在跟前，你可得多操操心。电话员的事能说好最好，说不好咱再想别的法。”“你紧着想办法吧，杏花我会操心的。”
牛三娃一点都没有松懈，转天一大早，就下了马沟河，紧着往公社里去了。李丁民的提醒是对的，他不了解郭解放是个啥人，但他对郭安屯还是了解的，那是一个张张扬扬花花梢梢的人，老子和儿子总是有相同的地方。牛三娃可是不愿看到没过门的儿媳妇出个啥事情。对这个儿媳妇，他是十二分的满意，也是下了本钱的，每年都尽着力量买两身好衣裳给她送过去，从来没有怠慢过，再熬上两年，等两个孩子岁数到了，把婚一结，就把一辈子的头等大事撂过手了。
经过初始的混乱，经过无数次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武斗之后，下马河公社也和全国大多数行政机关一样，成立了两派联合的革命委员会。原来的公社主任韩同生出人意料地被推举为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来的公社书记赵达志却被打成反动的走资派，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其实韩同生也不是侥幸的，他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才得以复出。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也是被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当作反动的走资派被打倒挨批挨斗的。韩同生这些年对自己仕途不顺一直有些懊恼，熬了这么多年，才熬到一个公社主任，和自己同等资历的好多人早就爬到县长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去了。而自己还一直在最基层窝屈着出不了头。出不了头也罢，公社主任在公社大院里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但想不到一场狂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把他这个小小的公社主任也给掀翻在地。他迷迷茫茫的不知道自己错在那里，他不甘心成为伟大运动的局外人，更不甘心成为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派，他也要当造反派，在两派革命群众武斗夺权的斗争中他反戈一击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夺权，并且还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一派造反组织。经过一段反反复复的混乱，上面终于下了指示要求成立两派联合的革命委员会。韩同生在两派群众中原来的职务最高，就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主任。但是，他的根基并不牢固，因为他参加的那个派别是个少数派，势力没有另一派强大。他真有些后悔当时怎么能把派别参加错，弄得坐在这把交椅上总有一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感觉，要是当时参加了另一派就好了。可谁又有后眼呀。
另一派的头头叫董天明，是原来公社里的武装部长，现在是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没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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